[②] 参加拙作：《国会调查权：一项独立的准司法权力》，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3。
有观点认为它是一项基本权利。参见前注[14]，内尔达·H·坎布朗-麦凯布、马莎·M·麦卡锡、斯蒂芬·B·托马斯文，第304、322、483页。
既可以中文发表，也可以外文形式发表。讲学自由的目的在于探索学科规律、研讨学术、追求科学和真理，任何超出这一目的讲授即可属于对讲学自由的滥用。[48] 《宪法》47条的主体是公民，意味着该项权利的普遍属性，即所有符合公民条件的人都享有科学研究等自由。由于宗教和机构其他目的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应在任命之时书面清楚地写明。当公务员依据其责任发表声明之时，不能被认为是作为公民为第一修正案的目的而发言。
作为教师，其所享受的学术自由因其身份的政府雇员性质受国家法律和所在机构的双重限制。有权对教学提出批评、意见、建议。鉴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期待，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定的民事主体框架下对环境权主体范围予以适当扩张，民法应赋予公民享有生态性环境权、国家享有环境资源所有权、企业拥有自然资源利用权和环境容量使用权、机关或特定组织拥有环境救济权。
三、探寻：环境权的权利领地——环境权的扩张与临界 (一)环境权与其他传统民事权利的界线 1.环境权与人格权 尽管环境权侵权的损害结果最终可能影响到民事主体的人格权，但将环境权保护单纯从扩大人格权保护角度出发则会忽视环境权的个性，无法更好地实现生态化民法典的目标。但环境权客体绝不应仅仅包含这些内容，民法所要保护的环境权客体会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而变得更为丰富化，如近年来全球都共同面对的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当然，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注意该责任承担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而不在于赔偿，因此需要明确侵权主体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将主观要件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笔者认为，可以蒋容忍义务引入环境权领域，但在具体适用上应相对于传统民法理论中的容忍义务有所突破。
[7]可见，我国目前立法是以一揽子保护的立法形式对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予以规定。且值得注意的是，肯定环境权又势必会对相关权利产生限制，而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就涉及如何平衡不同权利背后的利益。
[1]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司法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强，但我国立法在整体上缺乏对于环境权方面的体系化保护，环境权的法律地位还未被正式确立，但在此方面的现实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审判实务运用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而民法作为私法，更为侧重的是保护民事主体所享有的私权。可见，随着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不断推进，公益诉讼亦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由于我国在环境权益方面的立法起步较晚，且尚未形成体系，法官找法难势必会引起法官的审判难。
前者是对环境状况变化是否达到侵害环境权的基本判断依据，这需要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结合相关环境法律法规中的特殊规定以判定侵权人引起环境状况的行为是否超过法律所允许的范畴。(二)环境权保护的抢地盘？ 1.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对比 环境法作为公法，更强调企业和公民等社会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环境权的侵权行为是否实际产生损害结果并不是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而是以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程度为重要考量标准。而在环境资源民事审判工作方面，2014年1月至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民事案件227690件，审结195141件。
事实上，准物权本身还是属于财产权，但由于这些权利客体涉及环境资源，不可避免地与环境权发生交织，但并不能与环境权本身形成实质吻合。另一方面，传统民法上相邻关系多涉及邻里关系，很难与环境保护制度进行整体衔接，现有的相邻权在价值尺度上与环境权保护理念有较大差距。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容忍义务主要针对处理相邻关系问题，而谈及容忍义务，不得不先从不可量物侵害的概念说起。但最高法院在2015年发布了两部与环境民事审判有关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公益诉讼解释》)、《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快，生态文明理念已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立法层面更是对此予以积极呼应。[2]周训芳：《环境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我国民法上的公民指的是自然人，公民环境权应当特指自然人所享有的法定环境权利，但民法上的环境权主体不应当只限于自然人。(二)现行民法体系中有关环境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1.现行民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同一法域内、不同法域之间的规范不成体系。因此，环境权的确立对于构架民法与环境法之间对话的桥梁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将环境权纳入民法体系中，在立法上厘清不同民事主体所享有的环境权是十分必要的，且易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理解与操作。
环境权所规定的容忍义务事实上是为了明确环境权主体从容忍到不容忍的权利临界点，其法律价值应针对环境权的适度扩张。而从域外相关立法经验来看，以苏俄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代表，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去物权化，将自然资源与物权法脱离，进行特别立法。
我国的环境立法仍停留在行政法层面，重行政规制轻民事调整。2.环境权方面的司法现状 目前为止，最高法院共发布了5批环境资源司法审判典型案例。
[16]但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上升至116件，审结61件，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04件。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制度，许多学者称之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或许可证交易制度。
因此，环境权包含或吸收了自然资源所有权。【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7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通常需要国家的特许，而公民作为个体通常不具备这样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责任承担能力。[1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7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还应注重环境权主体与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逻辑衔接关系。3.加强与行政机关、社会环保等组织的联动。
违法成本低是难以阻挡部分企业或个人肆意破坏和污染环境的重要原因，增加惩罚性赔偿能够起到法律威慑作用。其实，我国物权法第九十条在相邻关系调整方面对于不可量物侵害亦有所规定，但物权法未对受害人的容忍义务作出规定，只是原则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
理论上公民环境权包含的范围可以很广，也包括生态和经济双重权利。笔者认为该判断标准关键有两点：环境标准设定[13]和利益衡量原则[14]把握。
具体而言，每一类民事主体应该在其自身的法定权利范围内行使环境权利，因此，环境权的主体问题应针对具体的环境权种类予以分别讨论，而不是将环境权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类别来看待。从审判角度而言，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有效运行，笔者建议：1.强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方面的案例指导制度。鉴于环境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应在其定义中仅突显环境权某几个方面的重要特点，且考虑到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其法律内涵会随着理论与实务探索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因此笔者将环境权简单定义为：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我国目前涉及环境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各类行政法规之中，不同法规之间缺乏有效衔接。
[9]而所谓的不可量物侵害，是指噪音、烟煤、震动、臭气、尘埃、放射性等不可量物质侵入邻地造成的干扰性妨害或损害。可见，环保类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中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这需要行政机关牵头，加强法院与该类组织的联动，共同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而容忍义务的核心在于其判断标准该如何设立。(3)企业间的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 是否将环境权纳入民法体系内就意味着任何污染生态环境的行为都必须加以限制？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14]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解释方法论起源于欧美的自由法学、目的法学和利益法学，并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为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两位教授所首倡。现行民法体系下对环境权保护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侵权责任和相邻关系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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